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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-04-12 10:26 来源:新华网 编辑:张兰琴

  回避打工经历,好像那是一个人生命里的伤疤

  本文摘自《迁徙记》,安宁 著,作家出版社

  打 工

      秋收一结束,村子里便只剩了老弱病残。那些健壮的男人们,能说会道、见过世面的小媳妇们,心灵手巧的女孩子们,想要学个手艺挣钱娶媳妇的男孩子们,全都扛了蛇皮袋装着的简单行李,涌到城市里去打工挣钱。等到人都离开了,沿着村子里的大道走上一圈,会觉得空荡荡的,连狗似乎都只剩了皮毛黯淡的老狗,趴在地上,有气无力地看一眼路人,很没意思地叫上几声,便没了声息。

      邻居家胖婶的女儿艳玲,比我还小一岁,却比我去过的地方都多,当然,在母亲的口中,她已是能为家里分担烦恼的“女劳力”了。而我,还在读初中,很没出息地连饭钱都要向母亲讨要。艳玲已经过继给大爷家的妹妹焕梅,更是生猛泼辣,那一年她也就十四岁吧,见到开卡车来村子里挑选女工的老板,她围着人家说了一大堆的好话,就差一点给跪下了,但还是无济于事。等到那老板已经将车发动起来了,那焕梅一个箭步冲上去,拉住卡车的后车厢,挂在上面,再不下来。老板从后视镜看到焕梅一脸想要出去闯荡世界的执着劲,终于心一软,将焕梅给收留下来。当然,自此之后,能够挣钱的焕梅,又被胖婶费尽心机,从艳玲大爷家里给讨要了回来。

      我那时候和母亲一样羡慕艳玲与焕梅姐妹,想着她们在我从未抵达过的城市里,一定活得开心极了,不像母亲一辈子都没怎么出过远门,去城里赶一趟集,都喜气洋洋的,好像出了国一样,而且母亲还一定会打扮得漂漂亮亮的,也不知道是给谁看。所以我们想象中的艳玲与焕梅,会在下班后,在城市里逛逛街,下下馆子,看看电影,喝喝花酒什么的。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呢,我始终想象不出来,也就只能凭借着打工回来的村人们的描述,朝那枝干上添加鲜绿饱满的色彩。

      我因此恨自己长得太慢,或者抱怨自己究竟何时能够将书都给读完,通过高考飞出去看一看呢?而母亲也常常朝我叹息:你什么时候才能够给你爹妈挣一大把钱回来啊?我总是带着浓浓的醋意安慰母亲:艳玲和焕梅挣钱也就一时,等她们出嫁了,看还怎么给家里寄钱花,我考上了大学,就可以一辈子给你钱花呢!母亲白我一眼:说的比唱的好听,谁知道你考上了大学,又飞到哪儿去了呢!

      是的,打工和考学是整个村子里的人们,飞到外面世界去的非常重要的通道。而在很多的村人看来,读书的付出,无疑太过漫长,漫长得好像没有边沿一样,而且,能不能在十年苦读后,见到回报,也是一件不一定的事。所以他们更愿意选择可以立竿见影的打工的方式,将孩子们早早地就送出去,而后在半年或者一年后,去银行里将折子一划,便可以收到一笔丰厚的儿女寄来的收入。

      母亲养我们三个孩子没用,又怕姐姐跑太远打工心变野了,将来找个婆家人家都不要,所以她也只能委派父亲外出打工,挣一些零花钱。

      父亲第一次跑出去打工,是被村里代雨给忽悠去的。代雨去山西挖煤,回来大讲那边怎么能挣钱发财,父亲在一旁闲听着,不知不觉就被吹得天花乱坠的代雨给打动了心思,想着去赌上一次,发一笔财,而后回来做一些小生意,发家致富。在代雨的嘴里,山西遍地不是乌黑的煤,而是耀眼诱人的金子。只要一脚踏上去,想不沾点金子出来都难。而且挖煤还毫不费力,全是机械,人坐在干净的矿车里,按一下开关,就平稳地下到了矿底,而后吊车一启动,煤就全进了筐,人呢,好像就负责看着,装满了往外运输。那现代化的挖煤方式,让父亲觉得像共产主义马上要实现一样,溢满了希望与光芒。

      父亲怀揣着一股子理想主义的激情,跟代雨上了路。临行前母亲蒸了一大锅馒头,让父亲带上。父亲就带了几个,然后信心满满地说,等我回来,咱们天天吃面包。我努力地咽了一下口水,想着课本里见到的面包的样子,真希望明天一觉醒来,父亲就带了一大包面包,笑眯眯站在我的面前。

      我几乎从此每天都站在巷子口,张望一下父亲来时的那条路。那条泥路的尽头,是一条通往外面世界的公路。代雨和像代雨一样外出打工的男人们,就是从这条公路上消失掉,而后将钱寄回家的。那么父亲肯定也会从这条路上,带着面包回来。那时候我会昂首挺胸地在小伙伴面前炫耀面包的滋味,还装作有意无意地将父亲可能送给我的新文具,带在身上,让小伙伴们看到了,发出一声让我心满意足的赞叹。

      我还时不时地在小伙伴面前,朝人炫耀,炫耀父亲出去打工,很快就要回来了,打工的山西,遍地都是黄金,父亲只是随便去捡拾一些金子回来的。母亲也跟我一样,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,遇到有同去打工的,会变相地夸父亲一句:我们家那口子,也出去了,年底回来,也不知会累瘦了没。别人听了,就笑嘻嘻地让母亲的虚荣心膨胀一下:哪会瘦了呢,都说山西挖煤的,有钱的很,在外面吃好喝好,肯定变胖了吧。母亲听了心里喜滋滋的,好像真的见了变胖了的父亲一样,轻飘飘地回家做饭去了。

      父亲在我和母亲这样朝人夸耀了半年之后,终于回来了。他回来的那天,毫无征兆,我和母亲吃完了晚饭,乘凉到星星稀了,便要关了灯打算睡觉。刚刚插上门,就听见有人在敲铁门。那声音有些不太自信,很低,但却非常持久,一下一下地,敲得让人有些心慌。母亲一下子从床上站起来,朝窗外看了看,当然什么也看不见。我给母亲壮胆,说:娘,我拿手电筒,跟你一块去。我没敢说去看贼,尽管我心里其实怕得要死。母亲大概也怕吧,否则不会点点头,示意我跟在后面。

      离门口还有几米远的时候,母亲用明显发颤的声音壮胆问道:谁?!门外停了片刻才小声回复道:我。母亲有些犹豫是不是父亲,但还是走过去,从门缝里看了一眼外面的人。等到母亲打开门后,看到父亲站在面前,还是不太能确定那个蓬头垢面、胡子拉碴的男人,就是父亲,是我喊了一声“爹”之后,母亲才忽然哭了出来:你怎么混成他妈的这样了?!父亲没吭声,将门锁上,提着去的时候那个黑色的破书包,灰溜溜地进了家门。

      打开灯后,母亲还是给父亲打来一盆水,让他洗漱。父亲好一番刷牙洗脸刮胡子,又将脏衣服给脱了,找出干净衣服换上后,才不耐烦地对一旁唠唠叨叨的母亲丢一句:睡吧,我累了,明天再说。

      我和母亲一心一意期待着的见面,当然不是这样的,在我们的想象中,父亲是荣归故里,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破衣烂衫地走进家门。他还会用尼龙袋装满我叫不出名来的水果,给我买一堆的漂亮玩具,母亲的衣柜里,也会多出几件时髦的衣服来,让她在村子里走上一圈,收获一箩筐女人的啧啧赞叹声。而且父亲一定是在白天所有人都出门的时候,气宇轩昂地走进村子里的,而不是见不得人的小偷一样,选择在夜晚溜进家门。

      这些疑问,而今不用再问,也能从父亲落魄的容颜里窥出一二,这一次出门打工,父亲被人骗了。果然,第二天,父亲心情好一些了,才愧疚地将进了黑煤窑的事情,讲给了我们。想着父亲差一点就丢了性命,再也无法回来,我和母亲心一软,也就原谅了他。但对夸耀山西煤矿的代雨,母亲还是狠狠地给骂了一通,尤其在他登门看望父亲的时候,母亲差一点将他给关在门外。

      我是在很久之后,父亲回忆年轻时峥嵘岁月的时候,才从他口中得知关于山西的只言片语。父亲那时已经可以平淡地讲述这段经历,提及在煤窑里生活的艰辛,推车俯冲而下的时候,差点一头栽进深不见底的煤窑里,再也爬不上来,父亲的脸上,看不出太多的难过。他甚至还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们,他和代雨逃票下车后,想去镇上澡堂里洗个澡的,但捏一捏口袋里薄薄的一张纸币,还是忍住了。那一张纸币,在临近村子的时候,被父亲买了一斤橘子,放在了破旧的书包里。我没有告诉父亲,那一斤橘子的味道,我其实一直念念不忘,酸的,涩的,让人忍不住蹙眉的,但我却努力地吃了两个橘子,并咧开嘴巴,告诉父亲,橘子真甜。

      父亲再想起打工这一档子事来,他已经五十多岁了。只不过,这一次打工,是在县城,而不是遥远的山西。那时村子里早已有了萧条破败之气,很少有人再靠种地为生,大家都纷纷像候鸟一样,种完地便离开村子,去往北京上海或者广东。或者为了儿子能有个媳妇,跑去城郊买一个小产权房,而后骑着三轮到城里去做生意。更有人直接将地给了别人,全家都搬迁至县城。父母始终舍不得将七亩地扔掉,也就开始了在县城租房子打工的两地奔波的生活。

      父亲做的第一份工作,是在园林所里打扫卫生,工作看似清闲,却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回家劳作。后来无意中他帮园林所疏通了一次下水道,便走上了专门帮人疏通下水道、更换马桶的路子。这条路不需要老板,不需要多少技术,只要有体力,有耐心,有吃百家饭的勇气,能够将小广告似的手机号码,贴遍大街小巷的墙壁,让人能够一眼便可以窥到,而且城管还无法将号码给刮下来,那就能够在县城里,时不时地有活可干。当然,有时一天很忙,东奔西走,能将县城绕好几圈,有时,一天手机的两个号码都静悄悄的,枯坐着让人等得心烦。母亲是急性子,在家里看着父亲无所事事,常常会着急,做饭也做得没有兴趣,一不小心,就将饭给烧煳了,或者心不在焉地放了两次盐在菜里,让父亲呸一下吐出来,骂一声娘。母亲也毫不示弱,于是免不了便是一场战争。

      那时的我,已经读了大学,可以免去听他们毫无意义的争吵。只是苦了正在县城借读初中的弟弟,他一个人在租来的狭小的房子里,不知道是该劝阻还是保持沉默,最后看着战争有升级的趋势,他也就只好躲出去,沿着墙根一直走,走到一个养鱼的大水塘附近,在垃圾堆旁边坐下来,看着浑浊的水发呆。偶尔,有小混混会来诱惑弟弟加入帮派,他人老实,怕,跟他们敷衍几句,就匆匆走了。最后走来走去,发现没有朋友可找,只好在破旧的租来的房子门口,坐下来,看着天空发呆。

      这样的生活,在父亲的努力之下,慢慢有了改善。五年以后,父亲便凭借着自己的努力,在县城买了一套二层的小产权房,让全家人自此在县城立了足。这时的父亲,打的工更杂,只要挣钱,他什么都做,他帮人修过水龙头,搬运过东西,改过下水道,安装过马桶,收购过废纸。他从来不嫌弃那些工作太脏太累。因为父亲在城里买了楼房,便被村里人嫉妒,村人嘲讽他干的是挖厕所的臭活,遇到父亲还故意做出掩鼻而过的举止。但父亲只是笑笑,什么也不说,继续在县城里打工。

      吃百家饭,免不了要和形形色色的陌生人打交道。我想父亲这一生,结识的人,大概比走南闯北的我要多得多。他遇到过小气的中学老师,好心的退休老太太,吝啬的饭店老板,善良的小姑娘,也遇到过赊账不给还狗一样冲他咆哮的包工头。父亲很少给我提及这些或许让他感觉屈辱的经历,他只是回到家,将安装完马桶的手洗得干干净净,便一脸倦容地吃饭,或者休息。

      只是有一年,弟弟着急中打电话向我求助,才知道父亲在县城打工,原来是这样不易。是一个做工程的南方无赖,欠了父亲疏通下水道的三千多块钱不还,父亲在一年后上门讨要,被那无赖矢口否认,还找来两个小混混,当场给父亲一个耳光。母亲闻讯后跑过来,本想着帮父亲讲理,却让那小混混拿起棍棒,照头劈来,将母亲一下子打晕在地。父亲很快报了案,但因不知道那个无赖的名字,案件进展缓慢。无助之下,弟弟找我,我震惊心疼,找了一个朋友,帮忙催促办理此案。当我告诉父亲,事情会很快解决时,他却装出无所谓的样子,说没事,别操心了,你忙你的。我差一点哭出来,想要指责父亲为何一定要找无赖要钱,而且这样的活原本可以不做,可是想想父亲那时一定不想让任何人看到他的尴尬与难堪,也就忍住了眼泪,和他一样,假装事情并不重要,安慰几句,就匆匆挂了电话。

      最终,父亲熬不起打官司的费用和精力,只能同意让弟弟花三千块钱,雇请县城一个专门负责帮人讨债的人,去无赖那里讨来一万块钱医药费,私了此事。这些都是后来弟弟告诉我的,父亲对我只字不提,我也从来不去问父亲与这件事情有关的更多的细节。我们心照不宣地选择了回避,好像那是一个人生命里的伤疤,只要提起,就会有重新揭开伤疤撒上一层盐的疼痛。

      我想起艳玲与焕梅,曾经对她们在外打工的生活,充满了幻想。而今这种幻想,完全破灭。我想,在天南海北打工的村人,他们一定有着和父亲一样疼痛屈辱的经历,只是,他们也和父亲一样,选择了沉默,只将那光鲜的一切,展示给人。就像,那一年父亲从山西逃回家里,选择在镇上躲过白天,趁着夜色才悄悄溜回村子一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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